纪实文学《星星之火（五）·巍巍井岗》（9）

学上嘉双

第九章：红色大地的召唤
（1）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旅程，中共“六大”代表绝大多数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
掐指一算，这已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的事了。但是这里由于地处北半球偏北，天气并不热，一旦下雨还有一种阴冷的感觉。
说到莫斯科，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词，那就是“莫斯科公国”。原来，地跨欧亚两大陆的沙皇俄国，最初并没有这么大，而只是在乌拉尔山以西那片呈沼泽状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小封建国家。
由于这里地势较低，多雨潮湿，所以就取名“莫斯科”。这是一句芬兰语，意思是“潮湿的地方”。
莫斯科公国最早的发祥地在克里姆林宫。因为这个地方地势高，叫波洛维茨山，在一条河的北岸，所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过来的斯拉夫维亚迪奇人，也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就在这里的针叶林丛中，修筑了抵御外来攻击的城堡，叫它“克里姆林”。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塞”、“城堡”，是用来防备攻击的军事设施。但最初都很简陋，就是用木栅栏把一个中心点围起来，然后在这个点上建立一个可以抵御外敌的塔楼。
追溯其历史，那是十二世纪以前的事了，即公元一一四七年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时代。那时，在莫斯科这个高地上，斯拉夫维亚迪奇人修筑了一座木栅城堡，并在城堡的周围挖了一条护城河。这就是后来克里姆林宫群殿的最初设计，也是莫斯科这座城市的起源地点。
后来，地盘越扩越宽，越来越大，直接蔓延到伏尔加河，沿途也修筑了很多座“克里姆林”，像喀山、诺夫哥罗德等地都有，但其规模都没有莫斯科这个大，也难怪，地盘越宽，越要有一种军事力量去巩卫，这就少不了有很多个“克里姆林”这样的要塞。
至于后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地界修起了华丽的宫殿，并作为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寓居，那是后来的事。
从一三六七年起，那位德米特里大公，就将这个昔日的“木栅城堡”改成了白色的石墙。
七十三年后的伊凡三世时代，也就是一四四〇年，石墙损毁严重，伊凡三世请意大利设计师来重新设计，用红砖修建了宫殿和围墙，并拆除了东侧约二百米内的所有建筑，把它平整成广场。这个广场，由于地面也是用的红砖铺设，所以被叫做“红场”。
到了二十世纪，这里早已不是那个在一条河的北岸建起来的木栅塔楼，而已经变成了华丽的宫殿，高耸的教堂，以及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起来的多层塔楼共同组合的建筑群。
现在这里，不光是俄罗斯帝国最高统治者沙皇的寓居，也是他们最高权力的中枢之地。从伊凡三世算起，已经有四十六位沙皇传承到了现在。
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各种力量的联合进攻下，终于推翻了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就是沙皇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却在运转了七个月后，终于使一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失望，最后在列宁的直接号召下，于十一月七日推翻了这个政府，这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
当时，是工人和水兵组织起来的红军，在彼得格勒攻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鉴于莫斯科的地理位置是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地带，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很方便，在列宁的倡导下，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权机构就迁到了莫斯科，并进驻克里姆林宫，象征政权已掌握在人民手中。
那个红场，也就成了检阅红军的广场。
（2）

中共“六大”的很多代表到了莫斯科后，以为斯大林要在苏共中央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宫召见他们，但却估计错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九日左右，当中共的许多代表都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却在市区内一条小街的一幢房子的二楼上，接见了中共前来参会的重要代表。他们是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
从广东来的黄平也参加了接见，但他迟到了。当他走进屋子，只见斯大林已经坐下在和众人谈话了，。原来这是一间宽敞的屋子，里面是一套套桌椅围起来的一个椭圆形大圈，而斯大林却没有坐在主席台位置，只是随便地坐在进门的对面，这样在他的左边挨着坐的就是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米夫和陈绍禹等人。
这个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书记，而陈绍禹却是他的秘书。原来，这人就是后来在中共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明，此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现在被临时安排给米夫当翻译。
黄平看见自己迟到了，就只好轻轻地胆怯地坐在进门口的位置，也就是斯大林对面。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可以说俄语，此时，只有瞿秋白来给他当翻译。
当斯大林站起来的时候，黄平发现，他个子并不高，表情严肃，一双浓眉下长着一对鹰似的的眼睛，机警而明亮，长长的鼻子下是一束浓浓的胡子，拖到嘴唇两边还微微往上翘。面部粉红中透黄，还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几个坑点，可能是少年时代出天花留下的痕迹。

此时，他穿着一身士兵服，肩上和帽上都没有任何级别和兵种标志，所穿的靴子也是肥大笨重的粗牛皮做的，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军队中复员的农民。
在这间屋子里，斯大林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第二，现阶段的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斯大林真不愧是世界级的革命导师，因为他所说的内容，在后来的岁月中，算是基本上被预见到了。

首先，他说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不管是以前和国民党合作还是以后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其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这一条很重要，它是揭示为什么现在到处暴动到处都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指导者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犯了急性病，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
他说，中国将来的革命主要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工人，而是为了获得土地的农民，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游击战争，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区域发展壮大，然后再进军城市。
这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当然，斯大林说，这场革命虽然是以农民为主力军，但它是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共产党来组织和发动，然后再经历一场摧枯拉巧的革命战争。
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敌人的异常强大，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才不致惨败。千万不能在不成熟时就轻举妄动，否则就是血的代价。要坚持斗争，扩充实力，以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说到革命高潮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肯定地下结论说，现在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恰恰相反，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谷。他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说明，勾画了高潮来临的前景特征，并且说：“这些目前在中国，一点也没有看到。”
此时，胆子很壮的李立三却说：“那为什么我们在发动群众时，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响应呢？难道这不是高潮吗？”
瞿秋白觉得这个“坦克”又在莽撞了，在这种场合，不该插嘴。本来他不想把这句话翻译给斯大林，但斯大林却用疑惑的眼光看了李立三一眼，再看着瞿秋白。这使瞿秋白不得不把李立三的话翻译出来。
斯大林一听，笑了。他说：“在低潮时，我们多少也能看到几朵浪花的！”说着，他在桌子上拿过一支红色铅笔来，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表示这是一条河流，然后在这几条线上画上几个大小不同的圆圈，表示这是在低潮中不小心撞击出来的浪花，然后出示给大家看。
在斯大林的设想中，那个高潮不是局部所看到的群众运动，而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狂潮，其规模是全国性的，排山倒海的，而被革命的对象却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那种境况，其革命的声势犹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
这个状态，在眼下的中国，确实还看不到。
（3）
“六大”的会址没有在莫斯科市区，而是在莫斯科南郊几十公里处的别勒乌麦斯基村，音译过来就是“五一村”，这是在纳拉法明斯克区的一家大地主的庄园，这里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居住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才更名为别勒乌麦斯基村。
在这里，有一幢三层高的筒子楼，也就是两边是房间，中间一条巷道的那种楼，由于它是用红砖砌成而外面涂成了白色，这样在阳光照耀下就分外晃眼，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银色别墅”。
这就是中共召开“六大”的会址，有人计算过，这里距莫斯科市中心，至少有四十公里。
代表们到了后，先在预设的医疗站检查身体，然后住下来等待别的代表到来。
这里有许多松林，风景优美，加上附近也有几幢房子可用，因此也就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召开中共“六大”的会址和代表们吃住都可以配套的地方。
许多代表来莫斯科后，就被专车直接送到这里来。
按照最远的路程，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要经过哈巴罗夫斯克，然后是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这些大站，才慢慢到达莫斯科北站，总共有九千二百八十八公里，按火车那时每小时二十五公里的速度计算，也得十五天后到达。
然后还得在交通员的护送下，搭上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汽车或马车，从莫斯科北站直接往南，穿城而过，一直到达西南方向的这个五一村。
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五一村召集了一个由中共代表参与的“政治谈话会”。他的职务，除了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处书记，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方面，参加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二十一人。
按张国焘的回忆，在一间不很大的屋子里，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带着东方部书记米夫及秘书陈绍禹，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预备会。

说是预备会，其实是一次摸底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听听代表中有多少人对中共中央自大革命失败后所犯错误的指责，或者说有多少人公开反对过由前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倡导的“不断革命”指导下的左倾盲动主义，现在就可以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布哈林是长期从事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联共（布）中央委员，曾写过一本书，叫《共产主义ABC》，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了解与学习具有启蒙的作用。
这本书，可能在坐参会的许多人都曾读过。
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哈林坚决捍卫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还系统阐述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被列宁称赞为“党内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是“革命的金童”。
原来，布哈林就出生在莫斯科，对五一村这一带应该很熟悉。现在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带着米夫来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最想知道的，就是要听听在中共“五大”之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看法，然后可以在他写的报告中尽量避免脱离实际，尽量不跑出理论联系实际的轨道。
（4）
按张国焘的回忆，会议一开始，布哈林就说：“让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
大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中共高层反共产国际最大的人物并不在场，他就是陈独秀，其次，就是谭平山，此人已被罗明纳兹开除了党籍，根本就没资格来开会了。
怎么办呢？目前可能就只有张国焘，曾经对共产国际也是喋喋不休过，所以此时瞿秋白和陈绍禹都开口说：“就让国焘同志说说吧！”
于是，张国焘也就毫不客气地作为“反对派”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
他首先申明，自己并非是反共产国际，而只是有一些不同看法而已，而实际呢，就是对他们所派代表在中国的“瞎指挥”不满。
他认为中共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过于依赖共产国际所造成。
然后还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把暴动当成儿戏，或称“儿戏暴动”，也就是说，随便哪儿都在搞暴动，成了无动不暴，而中央就好像一个“编辑部”，把每一次暴动失败的材料编辑起来，作为下一次暴动的宣传，或者叫失败的“炫耀”。
接着，他阐述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暴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能任意去搞，而应争取群众，扩大实力。
张国焘认为，在白色恐怖下，更不应该轻率暴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方针却恰恰相反，不注重团结革命势力，急功冒进，不断暴动，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是在继续高涨，又制定出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结果呢？又都失败。这等于是“自杀”。
关于群众运动，张国焘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其实很多，比如日军在五月三日进攻济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但是瞿秋白中央却认为，如果此时去反日，只会帮助国民党蒋介石，所以采取了消极态度。
他说：“中央只注重土地革命的工作，对反日反帝国主义不重视。”
当布哈林听到这里时，把眉头皱了皱，然后又摇了摇头，惊叹道：“原来是这样，说下去！”
接着，张国焘又说了很多具体的事。他认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应该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但瞿秋白中央却忽略了这一点；并且认为，就是农民斗争也是只希望武装他们攻城掠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而忽视了农民的组织和一定程度的经济要求。
最后，张国焘还谈了中央的惩办主义，说这样做不好，因为它导致了党内一部分人有离去的倾向。还说，他曾建议纠正，但瞿秋白不听，也逼得他想离去了，直到接到被邀请参加“六大”的通知，他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张国焘的这些话是十分大胆和尖刻的，他就当着瞿秋白的面说，同时他的发言也太长了，致使许多人可能想说上两句，都没有时间了，再加上布哈林已听够了，不需要再听别人的，所以也就没叫人再发言了。

（5）
六月十七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统计了各省已到达代表，一共来了一百三十八人。
这个数据不是应到人数，按应到人数，这里还差几个，也许还在半路上，也许在路上已遇到了麻烦，也许因故本来就没法来。
在这个联席会上，周恩来确定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此外，还有主席团下设的各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名单。
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苏兆征、项英、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杨殷、关向应等十九人，但有人提议把斯大林和布哈林也写上，这样总共就有了二十一人。
大会主席团下面设了十个委员会，它们是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等。
大会秘书处设在会场附近，负责纪录、传抄、整理、打印等工作。由周恩来任秘书长，黄平、罗章龙任副秘书长。
秘书们大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过来的留学生。那位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刚到莫斯科，也被中途安排过来当了会场纪录。
从福建来的省委书记罗明回忆，大会对每个代表都编有号码，他是十八号。
十七日当晚，主席团举行了预备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宣布了各项规定和议程：

（一）会场秩序
1.开会时间每日（从十八日起）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止。五时至八时休息。晚九时至十二时委员会会议。
2.每次召集开会以振铃（小铃）为号，不得迟到过五分钟。
3.召集会议后在已到会场正式代表超过到会正式代表过半数，主席即有权宣布进行议事日程。
4.开会时会场秩序由主席团值日主席维持，值日主席有权调节一切举止行动。主席团值日主席由主席团轮流担任。
5.未经主席团宣布散会，正式代表不得自由离席，如有特别理由，应得主席团值日主席允许，方能离席。
（二）议事细则
1.大会逐日议事日程由主席团拟定宣布之。
2.每次会议中如有议事日程以外的临时问题，应在该次会议议事日程进行完毕或得到主席团允许后才能提出讨论。
3.每种问题讨论之开始应在该项问题报告之后，由主席团征求同志发言，然后进行。
4.发言的同志应用纸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号码代替）提交值日主席，到开始讨论时，由值日主席指定发言。
5.发言时应站在主席台旁之发言台上。
6.讲话时间正报告与副报告由主席团预告决定。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三次：
（A）对于政治报告之讨论：第一次至多四十分钟，第二次十五分钟，第三次五分钟。
（B）对于其他问题：第一次二十分钟，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五分钟。有特别需要时，得主席团或大会许可后得延长之。
7.发言之先应先报告自己的号码。
8.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
9.讨论终结时，由报告人收集各方意见做出结论交各该项问题委员会讨论后，向大会报告结果，并提出议决草案由大会通过。
10.表决以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代表之多数为标准，表决时代表应举起表决权□为号。
在这个预备会上，除了瞿秋白在主持外，还有一个人在忙着，他就是从湖北来的工人代表向忠发。
此人长着一张消瘦的脸，其身子骨也和他脸差不多，没多少肉，是属于那种筋骨型的体质。还没到五十岁头发就花白，其表情也很特别，在浓浓的眉南下长着一对三角眼，看上去鬼鬼祟祟的样子。
在大革命时期，向忠发只是一个在汉口江面上跑趟的码头工人，年轻时下过苦力，上了一点年龄后，就开始当上了码头帮的舵爷来，在汉口三十六个码头中，他们帮与帮的关系，简直是太清楚不过了。

大革命以前，他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罢工，在码头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吸收为共产党员，并兼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此时他在开会前的频繁活动，已经让从福建来的罗明敏感到此人可能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角色。
你看他那积极样儿，就好像在办他们家私事似的，俨然以半个主人自居，见人就打招呼，显得很谦恭，认得的，双手合起来作揖，认不得的，也能看见他一副笑脸。
（6）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南郊四十公里处的五一村一所旧式庄园三层楼房的底层大厅开幕了。当时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
由于人数众多，房间有限，所以主席台上只能容得下一人讲话，其余的人只能坐在一排排的长凳上。
参加大会的，除了中共代表，还有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和苏联、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代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处书记布哈林也来了，也只能坐在最前面一排长凳上，但斯大林却没来。
大会由工人出身的湖北代表向忠发主持，他宣布大会开始，然后又宣布全体唱《国际歌》。这是法国工人欧仁·鲍徳埃作词的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现在苏联把它用作了国歌。
国际歌唱完后，主持人向忠发宣布，向从去年四月以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屠杀的革命烈士们进行追悼。
他说：“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第五次大会以后，我们的同志与一切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等敌人搏斗。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牺牲了的工农群众和我们的同志，以及许许多多我们的同志受异常残酷的刑讯，或拿到监牢里的，到处都有，牺牲人员的名单不能纪录，……广东、南昌、江苏、两湖，几次暴动死的英勇的烈士非常之多。大会对于过去死难的同志和其他烈士，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当表示热忱的哀悼，我们应当起立默哀三分钟。”
大家轻轻地站起来，把头低下，开始了沉默。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渐渐稳不住了，开始泣不成声，甚至哭起来了。
幸喜那个罗亦农的遗孀李文宜还没到会场，不然她在这里，肯定会嚎啕大哭的。
这些为革命死难的烈士，据周恩来在本次大会中所讲的数据，在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人万之间。

接下来是大会第四项，通过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此外，还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名单。
然后，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虽然是六月，但莫斯科是在高纬度上，再加上天气变化，使身子虚弱的瞿秋白在今天居然穿了一件浅黄色的粗呢长大衣。
他在开幕词中简单地回顾了自“五大”以后大革命失败的经过以及共产党奋起反抗举行一系列暴动却不能成功的经过，特别是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失败的过程，并承认中共自己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他希望在这次大会上，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要肃清一切“变形了的机会主义”，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接下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安贝尔·德罗致贺词。他是瑞士人，是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倾向共产主义的，并创建了瑞士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布哈林今天来参加开幕式，不代表共产国际了，他代表联共（布）向大会致贺词。当他站在台上演讲时，人们才发现，这人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反应敏捷。
接下来是少共国际，法国、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伊朗、美国等地的共产党致贺词。
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致完贺词后，中共属下的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也上台致贺词。
之后，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谢词。
接着，全体代表齐唱《少年先锋队歌》。
然后，向忠发宣布：“开幕结束，全体休会！”
（7）

六月十九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这个报告中，布哈林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第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第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六月二十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瞿秋白这个报告，有二万六千字，光是代表们讨论，就用了七天。

之后，大会分组讨论了这两个报告。气氛十分激烈，有时还要发生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在讨论期间，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

六月二十七日那天，周恩来也作了长篇发言。之后，他在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三日，又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做军事报告后，早就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也来会场作副报告。
在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时，周恩来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
他说，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七百三十四个锐减到八十一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
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共产党人仍然进行着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在作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回顾了“四大”以来的军事工作，总结了在“八·七”紧急会议以前中共在军事上所犯的二十种错误，把其中的六种错误进行了分析，这就是帮助了资产阶级巩固军队、没有在士兵中开展政治工作、武装工人和士兵没有坚定的方针、没有军事工作中心、对红枪会这些民间组织也不注意、对帝国主义军队没有做工作。
在建立红军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
刘伯承的副报告，或者叫补充报告，主要谈了他在南昌暴动前军阀部队中的一些工作经验，即如何把军阀部队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谈了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的性质，以及他们自身的矛盾和必然崩溃的命运，然后再谈军阀部队里的成分以及如何去搞兵运工作把他们的士兵发展成共产党员的问题。
其实，在他的心里还压着一块石头，那就是南昌暴动南下失败的问题，在这里他只字未提，也许是中央没有要求他去总结。但是这之后，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却在业余时间写下了他终生难忘的南昌暴动南下的经过，命名为《南昌暴动始末记》。
通过这份纪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共产党人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要去拉队伍，但没想到失败得那么快，原来在开始的时候，就力量不足，再加上沿途的损耗，到了目的地后，已经是强弩之末。
（8）
七月九日、十日，大会通过了已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各项决议案。
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

决议案有《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十六个。
这使“六大”成了历次代表大会中文件形成最多的一次。

之后，大会进行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
最终选出了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以此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在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几个是没来开会的，那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法通知到，他们是在海陆丰的彭湃、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和在湘南的杨福涛。
特别是杨福涛，此时他已牺牲，但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他在湘南第一线战斗呢，其实此时他已离开人世近两个月。今年四月以来，敌人六、七个师进攻湘南，郴州已守不住，陈毅劝杨福涛一起去井冈山，而他却固执不去，结果在撤退衡阳的路上被地主武装挨户团给包围，整个中共湘南特委机关全军覆没。
在选举中，还选出由三名中央委员、二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这应该是以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延续，也是后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过渡。

（9）
在选举中，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和已在苏联学习的刘伯坚，提名陈独秀可以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
顿时，会场上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蔡和森站起来，马上说：“你们这种提名，简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汪泽楷一听，心里有些不服，他站起来要求发言。
当得到主持人向忠发同意后，汪泽楷说：“我要说的，并不是轻得不重要，也不是重的了不得。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中有‘独秀’二字，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政治作用，我却不这样认为，相反的，我认为和森这些话才很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接着，他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名单，是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的，而是认为只要是同志，既能工作，又是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历史，总之有能力，就选他。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此人有何政治背景，只要是个能人，都应该被选，并且说：“名单之中有十五个工人，六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提‘独秀’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也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的，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还在党内是同志，我们不可以因他有错误，就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汪泽楷见刘伯坚在支持他。于是又说道：“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本来前面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句话，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汪泽楷马上被当成了一只老鼠，人人喊打。
首先是来自广东的苏兆征发言。他说：“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陈独秀是吗？也不是，因为他连‘六大’都不来出席，这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他还配被选为中央委员吗？”
接着，苏兆征又说：“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假，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呀，也没有接受大家对他错误的批评呀，所以，你为他说话，其实是与独秀一样的。”
汪泽楷一听，露出不屑的表情，马上调侃道：“你也太恭维我了！”
瞿秋白一听，马上发言。他说：“汪泽楷的话已没有实际意义了，不必去讨论！”
那位主持人向忠发说道：“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响呢？完全是不好的。他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他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呀，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也没有呀！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就应该来！”
张国焘也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不究，但态度实在不对。我提议，大会应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也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还在。他严厉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
他说：“独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众并没有抛弃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任。而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是不对。”
李子芬发言后，王若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与陈独秀交往较多，因为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也就是后来的秘书长，主要工作就是协助总书记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这次到莫斯科来开会，他还亲自去劝过陈独秀来参加，但他却坚持不来。
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我觉得对他的批评是不是太过，太感情用事了？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所以，我认为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怎么会觉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
在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
会议主持人向忠发看见这种情况，马上宣布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
台下马上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结果大多数人都同意，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
见此情况，刘伯坚也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有接受。
（10）
七月十一日，大会闭幕。
这时，代表人数增加到一百四十二人。原来在开会期间，又从国内辗转来了四个。
经过二十四天紧张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了整肃。
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会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还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阶段，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夺取政权、把农民同盟军、建立和发展红军、创造和扩大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视为生长和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并把它提到了全党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的高度。
简单地说，其总路线就是八个字：发动群众，等待暴动！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自己所走的路是艰难曲折的，到处都充满着坎坷，到处都荆棘丛生。所以，也难怪一个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大党，当她发现自己有悖于历史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毫不犹豫地拭去蒙住眼睛的沙尘，再继续前行，哪怕是还有可能遇到很多艰难险阻，激流险滩，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决不回头！

（11）
七月十九日、二十日，就在刚刚结束的六大会场，又举行了由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六届一中全会。
在这次全会上，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等五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向忠发，被确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

从后来的历史评价来看，“六大”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同时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这未免又是一种酿成错误的隐患。
从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变局来看，共产国际居然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确定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后来的历史进程可以证明，向忠发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
会议造成这种现状，可能有它内部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认识世界的问题。由于认识有局限性，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极其艰难，所以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
不过，尽管中共“六大”存在着一些瑕疵，但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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