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星星之火（五）·巍巍井岗》（7）

学上嘉双

第七章：打败江西两只“羊”
（1）
井冈山朱毛会师，对于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并不在意，因为那是发生在边远的罗霄山脉中断的事，他们怎么会去重视？只有等这支武装会师后不断壮大且在两省的边界给他们构成威胁时，才开始重视起来。

但是这朱毛会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却是太重要了。因为它标志着一个节点，一个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人终于有可能建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军队的开始。
所以，朱、毛的这个会师，都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的密切关注下，同时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写成报告，再秘密呈送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哪怕是有些消息不那么准确，只是道听途说，他们也没放过。
这样一来，就给秘密隐驻的中央一个新的惊喜，然后指示他们派人与井冈山联络，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状况。
首先是五月以来，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活动下把朱德、毛泽东在遂川、永新的军事活动以及一些传闻，写成报告转呈中央，致使中央已知道，他们一直派人寻找的朱德，原来从赣南到粤北，又从粤北到湘南，而现在却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举行暴动的武汉警卫团汇合在了一起。
而在湖南方面呢？却并不乐观。除了我们在前面知道中共湘南特委不来井冈山却在回衡阳的路上被集体捕杀这个恶果外，还知道它的省委也出现了危机。随着书记王一飞的被捕牺牲，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也没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湘东，与曾在长沙城外准备暴动却没有搞起来的负责人滕代远在一起。
在长沙“灰日暴动”以前，滕代远这个近郊区委书记，就被省委书记王一飞调到了湘东任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那个刘型带着的游击队，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在今年一月参加过年关暴动，但“扑城”两次都没有成功。
现在省委转移到安源，已经和滕代远的湘东特委在一起办公，或者说省委来了，安全问题湘东特委要一概负责。这样，滕代远的责任就更大了。
“灰日暴动”没有成功，年关暴动也很不顺利，省委书记又被捕牺牲，一系列的灾难变故，导致了省委严重受创，所以在长沙就不好呆了，只得秘密转移。
当然，那时长沙的国民党政局也不稳，开始是唐生智手下的周斓任省主席，后来是新桂系势力进长沙，让程潜任主席，而现在却是谭延闿第二军的代理军长鲁涤平任主席。

在国民党中，无论是哪一个派系来当权，对共产党他们都是斩尽杀绝，决不手软。
那时省委书记由宁迪卿在代理，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副书记廖宝庭，一个安源煤矿的矿工出身，但是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两个来自上海的中央代表，一个叫林仲丹，另一个是贺昌。
在南昌暴动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之外，还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书记，贺昌、颜昌颐为委员。现在，贺昌从上海来到了湖南。而那个林仲丹，却是大名鼎鼎的林育英。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改了名字。
在安源，他们也听见了朱毛会师的事，于是就准备派人去联系。这样，在井冈山根据地，就第一次出现了来自中共湖南省委的巡视员杜修经。
（2）
当毛泽东和朱德知道这一情况时，也是六月上旬的事了。那时从莲花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个人，说是从省委来的特派员。
原来，他们基本是走去年“三湾改编”前那条路，然后经古城直奔茅坪。
在见到毛泽东那会儿，杜修经发现他正忙着。自从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管政府的工作。
袁文才不是认为他们客家人没掌权吗？这一次毛泽东就把他推荐为副主席，让他如愿以偿，他应该感到满意吧？
但实际是，边界政府刚刚初创，有许多事都得从无到有，或者说什么事情都得运筹盘算，这个可能袁文才就应付不了了。怎么办呢？只有毛泽东来想办法。
但是，许多具体的事还得袁文才这个副主席去落实。此时，他才觉得日子不好过了，这哪里有打仗那么痛快？许多婆婆妈妈的事，都得经他去办，这时他才觉得政府主席不是那么好当的。
现在他才明白，客家人哪辈子当过主席？谁有经验能告诉他怎么当？所以有些事，靠武力和霸道争来，也不一定管用。
现在，就光是军队的开销，也够他头疼的。六千人至少每天得九千斤粮食，一个月下来，十八万斤，还有蔬菜、肉类、盐、布匹、药材，都得靠政府去统购，然后再拨给军队。这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这段时间，连身体也在给袁文才过意不去，屁股上居然长了一个疮，使他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只能侧着身躺下。

后来，还是政府主席毛泽东有办法，马上决定，筹办两个厂以备急用，一个是服装厂，一个是造币厂。服装是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货币是为了经济的搞活而便于流通。

第二次进永新，第二十八团缴获了六台缝纫机，加上原来在遂川带回来的两台，一共是八台，这完全可以建成一个服装厂了，再加上在遂川的时候，缴获了许多布匹，现在完全可以用来做衣服了。
至于造币厂的开办，那是为了搞活经济，方便市场流通。因为井冈山地嵴民穷，老百姓攥在手里的银元毕竟有限。这都是由于国民党在各路口设置了关卡所致，使外面的商人不能随便进来做生意，这就导致了当地的货币流通严重短缺，经济也就搞活不起来了。
为了打开这个“瓶颈”局面，作为边界政府，就只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于是在毛泽东的提醒下，袁文才找到王佐，要他重操旧业，重新点火启炉铸造银元，但这一次可不能是假的，而是要铸造真的货币。
革命军不是打土豪收上来那么多金银首饰吗？把那些银的选出来，融化成一个个方便流通的银元，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原来，王佐在以前当土匪的时候，一遇到手里没钱了，又没有抢到钱，就开始私铸银币，而且里面银的成分极其有限。
这是他在“吊羊”时曾吊到的一套设备，采用的是墨西哥鹰币的模板。
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把一块块银子放在一个大铁瓢里燃烧，使它化为银水，然后把这个“水”倒进模子里，待温度冷却后，倒出来就是一块块的银元了。当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工匠来把握。
于是，就在王佐的建议下，准备去请广东那边的师傅来掌握这个度。那里有一家姓谢的花边厂，师傅是谢火龙、谢官龙俩兄弟，只要请来一个，事情就好办了。
但这千里迢迢的，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实现，怎么办呢？袁文才决定先在上井那个偏僻的地方找一间空屋子干起来吧。
（3）
当杜修经来宁冈后，这些工作都已做起来了。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他被直接带到了茅坪去见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正忙呢。他在给中央写信，汇报建立罗霄山脉中断湘赣边界特委的事，也准备把自己的战略构想写在信中。此时，看见多久没有联系的中共湖南省委终于派人来了，还真有些家人久别的感觉。
想去年离开省委的时候是八月底九月初，现在掐指一算，已九个月了，心里不免有些感叹，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长沙不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民党派系的不断争夺以致几易其主我们暂且不说，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居然也被迫迁到他曾出发的地方安源。
这一变化，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可想这革命的残酷性有多么严峻，革命的现实性又有多么艰难？
原来，去年十二月因为发动“灰日暴动”而失败，连省委书记王一飞都牺牲了，而现在的省委，人员更替，几乎已面目全非。还有，他的妻子杨开慧和孩子们在哪里？他们危险吗？是死还是活？

但是，毛泽东一问起这些事，这个叫杜修经的人却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还是因为不能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通过杜修经后来的回忆，我们知道了他第一次来井冈山的全过程。

在大革命期间，杜修经就曾担任过中共华容县委书记，后来又调到了湘东，在湘东特委的领导下，就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当省委转移到安源后，他又被调到省委任秘书。现在他来井冈山是代表省委来初步了解情况的。
从今年四月起，杜修经就曾两次准备来井冈山，都因中途变故不能成行而折返。这次是第三次，却显得很顺当，但仔细一想，还是前两次的探路有了经验才有这个效果。
见到毛泽东后，杜修经把带来的文件，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居然是几张揉皱了的白纸，于是马上叫谭政来，把这些白纸浸泡在水里。不一会儿，在水中的这些纸，马上显出文字来。
原来这是中共湖南省委写给第四军的信，这都是贺昌用药水写过的，干了之后被杜修经装在怀中当作“手纸”，揉得皱皱巴巴以麻痹敌人在沿途的搜查。
在浸泡的木盆里，毛泽东清晰地看见了上面的内容。
第一段是介绍湖南的革命形势，第二段要求第四军要有一个根据地，做休息和训练之用，并且要巩固这个根据地。
当毛泽东看到这里，和他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马上叫道：“说得好，本来就该如此！”

信的末尾说：“已接到中央指示，你们的军队应改称红军。”
原来在五月下旬，中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的内容，决定将顺应那里面的提法，建立红军。于是就决定，中共领导下的所有军队，都取消“工农革命军”的称号，改称“红军”。
这可能是有继续保持广州暴动革命精神的一面，因为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下的革命军队就称“红军”。也可能是中共“六大”已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而它的军队也必须与苏联红军保持一致，该称“中国红军”。
反正在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第五十一号的《中央通告》里《军事工作大纲》
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只是现在千里迢迢的，路途遥远，又要经过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封锁卡，又没有电讯设施，中共湖南省委也就知道个大概，就先把这一消息通过杜修经转给了毛泽东。
其实，也就在杜修经来井冈山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正在给朱毛部队即红军第四军写信，但是这封信要在什么时候到达，就不敢说了。
（4）
杜修经来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带着他上了茅坪的后山。在路过茅坪村时，他看见墙上有许多标语，于是就向毛泽东提及了许多问题。当说到日本人会不会侵略中国时，杜修经认为不会，但毛泽东却否定了他的看法。
在这条路上，毛泽东还把他们如何改造袁文才和王佐部队的事，告诉了杜修经。
在茅坪的后山，杜修经看见了层层梯田，毛泽东向他说，这些都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待翻过一个大的山坡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像是集镇一样的大村子。原来这里叫葛田村，从宜章来的第二十九团就驻扎在这里。
毛泽东向杜修经介绍了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然后要他们马上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要传达指示。
一时间，在一个大一点的屋子里，就挤了好几十个人。此时，杜修经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对他们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他说：“你们辛苦了，省委知道你们，中央也知道你们，特意派我来看望大家，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同志和战友了！”
有人马上就在下面说：“那你就留下来吧！”
杜修经却说：“你们的意见，我完全接受，待我回省委汇报了你们的情况后，一定争取来！”
有人马上又说：“这是真的吗？你是坐机关的大领导，别骗我们了！”
杜修经却笑道：“不骗你们，但还得听从组织安排！现在我宣布一个事情，经中央批准，我们的革命军以后统称为红军。”
“对，这样很好。”新上任的参谋长刘之至说，“苏联有红军，我们中国也有红军了！”
此时，杜修经的感觉是，这个团很有朝气，仔细一看，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在部队里，这倒是很新鲜的事。但是，还有一样他看不到，这个团党员最多。据统计，有九百多人，应该是政治思想觉悟最高的团。
下午，毛泽东带着杜修经到了砻市红军总部，给他引见了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然后他们就红军发展问题，聊了一整夜。
在第二天，大家都骑上马，在特务连的护送下，上了黄洋界。他们要去看望在大井医院住院的伤病员，特别是那位负了脚伤的第三十一团前任团长张子清。
在医院，他们见到了张子清。由于负伤，人明显瘦了许多。据他本人说，脚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还不能走路，需要疗养。
在大井医院，杜修经亲眼目睹负伤者缺医少药，而且动手术没有麻药，战士们很痛苦，咬着牙在承受。看到这里，杜修经的心里在颤抖，这时毛泽东就告诉他，伤员现在连最普通的消毒药碘片都没有，用盐水在消毒，希望他回省里后，看能不能搞点碘片来。
之后，他们又去了上井，看了看造币厂。原来这个造币厂的模子是由墨西哥那个国家设计的，币面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鹰，所以被称为“鹰币”。
在那里，工人师傅们为他们操作了银子从燃烧到融化然后被倒进模子的全过程。之后，毛泽东还拿了两块冷却后的银元给杜修经，要他带回省委给领导们看看。
待下山回到茅坪时已经天黑。但他们又去参观了办在桃寮村的服装厂。
原来，这个厂在今年二月就开始筹备，但都是手工操作，不能做新衣服，只能缝缝补补。自二进永新后，缴获了六台缝纫机，这才想到应该要制作新衣服了。
目前，部队被叫做红军了，其设计也得有所讲究，既然叫红军，总的有一些地方是红色的吧？！这就意味着不能沿用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样式，得另外设计。
特别是帽子，他们的上面有青天白日帽徽，而红军的帽子上应该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朱德说了算，缀上一颗红星。因为“红军”一词来源于苏联，而朱德是从苏联回来的，他知道苏联红军是什么样。

最后根据朱德的提议，再结合井冈山现在的缝纫水平，把帽子做成列宁戴过的那种大八角帽，而且普遍都采用灰色，至于帽沿的硬度，可以装进竹林中的笋壳。鉴于衣裤，还不能统一染成灰色的布，就只能是各种颜色了。鞋子呢？好办，现在是夏天，一律穿草鞋。
方案确定后，他们就动起手来。但是没有人会使用缝纫机，就到永新城请来师傅，然后再培训徒弟。这样，不到几天，第一套军服就诞生了。
有人穿上一试，八角帽显得很威武，缀上用红布做的红星也很耀眼。
只是衣服是褐色，上衣钉四个不带盖的口袋，纽扣五个是用手工挽的布条疙瘩。裤子是黑色，上面没有扣子，也不开前口，属于直桶形。
但穿上草鞋，背上子弹带，手拿钢枪，同样是一个威武的军人。
（5）
几天的时间里，在杜修经的耳闻目睹中，全是大革命时期他所看见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真是把他乐坏了。从这里，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景，但困难却还不少。
这些，他都一一记在了心里，准备回省委后进行书面汇报。

一天，毛泽东风趣地对杜修经说：“你觉得我们这里怎么样呀？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学生呀？”

杜修经说：“你们干得很不错，我挺佩服。你们所做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们其他地方应该学习的，说到当你的学生，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其实，这是他在跟杜修经开玩笑。他说的当学生，意思是要杜修经看看他的农村调查纪录，也想通过他的“审阅”，然后汇报给省委。毕竟，他想制定一部《井冈山土地法》。这些，都得向省委或中央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你愿意，那就先看看这些‘课本’吧！”
说完，就在他的文件柜里，一个很深的可以挑动的大木箱里，拿出一大摞他的手稿来。杜修经也觉得好奇，马上接过来，感觉挺沉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账薄，或者黄色的包装纸，或者香烟封面装帧起来的本子，但那上面有空的地方都写上了文字。
在回忆录里，杜修经说，他详细地翻看了好几天，这里面有宁冈县的秋溪乡调查、永新县的西乡调查。
看着这些长长短短不同颜色的纸张，杜修经感慨很深。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能找到一点纸，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果想挑三拣四，肯定就搞不成。
再看里面的内容，有对一个地方一年收入与支出的调查，有对一家人一年中经济收支的跟踪。除此之外，还有风土人情的记载，一些病例的小单方，某个地方地名的来历以及传说，等等等等，就像一个大博物馆，也像一部百科读物。
就这样，杜修经一边看着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边也到附近去做一些考察，一个星期就过去了。这时，他也想到该回省里去汇报了，于是就来向毛泽东辞行。
这时，毛泽东又忙起来了。原来，军情又来了，那个刚被打败的杨如轩好像又在蠢蠢欲动，听说纠集了五六个团要来进攻井冈山，他们已在想办法看如何御敌呢。

毛泽东听杜修经说要辞行，马上就意识到他的安全问题，于是对他说：“你等一等吧，待敌情一缓和，我派专人送你！”
（6）

原来，杨如轩从永新败退后，只好把失败的情况向在北伐途中的上司朱培德报告。此时朱培德他们的北伐军正在关键的第三阶段，所以无暇顾及江西，同时也抽不出兵来回到江西“剿匪”，怎么办呢？只好暂时搁置，待攻下京津地区后再说。

六月初，朱培德所在的前线已推至京津地区外围，张作霖快抵挡不住，准备退到关外，结果在皇姑屯被炸死，这样北洋安国军就如秋风扫落叶，很快就全线崩溃。

这时，朱培德才有一点空，腾出身来顾及他的领地江西省西部。他把杨如轩接连失利两次的事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马上重视起来，坚决支持他在赣西“剿共”，但是要立刻派部队回去，好像有些不现实，因为远水是解不了近渴的。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蒋介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省“会剿”的妙招，然后马上给谭延闿发了一个电报，要他叫湖南的鲁涤平派军队从东边往赣西移动，负责与赣军一起“会剿”朱毛共匪。这样，鲁涤平就把吴尚第八军驻扎在株洲的一个师往东移防，让他们从攸县进入茶陵，再向酃县挺进。

所以，从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起，蒋介石对共产党在井冈山实行两省“会剿”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此时，杨如轩接到的命令是免去“进剿”井冈山总指挥的职务而任命为前敌总指挥，总指挥一职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来担任，这就说明朱培德已不信任他这个总指挥，而要走马换将了。他想，这样也好，他也可以趁此机会去疗伤。原来，他在上一次“进剿”中，由于夺路败逃，其左臂和右耳都受了伤。

被任命为总指挥的杨池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原来他和杨如轩一样，都曾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的同学。但是，由于信仰不同，早就分道扬镳了。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还未攻下南昌之前，杨池生和杨如轩都是北洋军阀孙传芳那边的师长，是孙传芳手下赣军总司令邓如琢的滇籍陆军第一师师长和中央暂编第六师师长，其任务是负责镇守赣南一带。

在北伐军进攻江西之前，邓如琢手下的江西陆军第一师早就投靠了北伐军，然后在等待机会和他们里应外合。这个师的师长叫赖世璜。

当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军时，位于中路的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分别从粤北和湘南直攻赣南。此时，杨池生部驻守大余、南康、上犹、崇义一线；杨如轩部驻守赣州、信丰、龙南、全南、定南一线；而赖世璜部则驻守石城、会昌、于都一线。

但在关键时刻，赖世璜却宣布他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退出了孙传芳五省自治的阵营，还向安远、信丰前进，反戈攻击杨如轩和杨池生部，致使二人猝不及防，纷纷逃至赣县王富和南康塘口一带。这样的结果，是让北伐军很快就进入了赣州城，而杨池生和杨如轩只好向遂川败退。
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的老同窗北伐军右路总指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却迎面而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去投靠朱培德。就这样，朱培德除了有金汉鼎、韦杵、王均这些滇中名将，现在又多了一个“二杨”，真是人才济济！

杨池生和杨如轩本来和朱培德一样，都是云南人，那他们怎么又到江西去充当邓如琢的师长呢？这个过程就有些复杂了。

原来，二人以前都是蔡锷手下的军官，由于在反袁护国中有功，和朱德一样，被擢升到了旅长。可正在他俩飞黄腾达之时，蔡锷病死，唐继尧当政，而他们的总司令顾品珍却要和唐继尧争高下，准备驱逐他以争得云南的统治权。侥幸的是他居然争到了，但还没稳多久就被唐继尧联络当地的土匪给杀了，然后重新主政。这样，顾品珍的部队也就群龙无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人在副总司令张开儒带领下，想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

可是，当他们走到广西柳州时，张开儒却不走了，他还想杀回云南，于是他们就和另一个姓杨的密谋，杀了张开儒，才一起去投孙中山。这个姓杨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希闵。

但后来孙中山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时，杨希闵却带着杨池生、杨如轩和来自广西的刘震寰一起反叛，准备与陈炯明里应外合。结果却被广州革命政府知晓后，让黄埔学生军和工人纠察队给打败了。这样，杨池生和杨如轩只得逃到北洋军阀那里去，而杨希闵却逃奔香港。
此次朱培德北上，把杨池生、杨如轩留在江西，那是有深意的。因为他们去北伐，伐的是孙传芳、张宗昌，而杨池生、杨如轩就是从他们那里反叛过来的人，朱培德会放心吗？为了消除隐患，最好不用，所以朱培德只好把他们留下来镇守后方。

当蒋介石确定要两省“会剿”后，朱培德就只有发电报给杨如轩和杨池生，让他们继续“进剿”，而且还说，蒋总司令已督促湖南方面协同“进剿”，并命令杨池生为本次“进剿”军总指挥，把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剩下的那两个团带去，一起去“剿”他们的老同学朱德。

此时，杨如轩已打定了主意，他决定把剩下的两个团交给杨池生去指挥，而自己却要在吉安养伤了。如果不是朱培德来电任命了他是前敌总指挥，他还想去上海疗伤呢。

杨池生知道，杨如轩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还搞得负了伤，肯定有情绪。所以，为了照顾他这个情绪，他也就只好亲自带着五个团去“剿灭”朱德，但出于礼貌与俩人的感情，在出发之前，他还是去看望了一下杨如轩，问他关于他的部队第八十师、第八十一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杨如轩却显得很真诚，他说：“我对你是绝对的放心，没什么可交代的。但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那个朱代珍，你可要小心哟，他可不是昔日那个朱建德了，他现在叫朱德，用兵极其诡秘！”

杨池生却说：“这个，我可不怕！其实他就那么两下子，我们师出一门，谁还不知谁呢？”
（7）

在井冈山，正如毛泽东估计的那样，在十天半个月之后，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此时，毛泽东通过报纸的信息，已经洞悉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快接近尾声，接下来他们就要调转枪口对付工农武装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种预感，即敌人绝不甘心其失败，肯定会卷土重来，而最大的威胁就是两个省同时出动。
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应该争取在他们还没有“合围”以前，先给一方以重重一击，这样既可以扩大以前的战果，还可以争取主动，让这一方暂时无力反扑，然后再去对付另一方，才有可能打破这个“会剿”。

主意拿定之后，他把杜修经送走了，然后来到砻市总部，和朱德商议军情。
现在最让毛泽东担心的是国民党实行两省“会剿”，但是湖南那边究竟如何，他不得而知，所以他打算派兵去试探，至于江西这边，他想还是故技重演，先把部队撤出永新，让杨如轩来占领，然后引蛇出洞，把他们调出来打。
朱德担心地说：“他还会来吗？”
毛泽东说：“按常理，他是不会来了，但朱培德不会答应，蒋介石也不会答应。再说，我们只要在酃县搞出点动静后，不怕他不来。”
接着，他们商议，马上召开一次军委会，由军委委员参加，这里除了他们两个还有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张子清也算，但是他来不了了。
毛泽东让陈毅来主持，并且说：“以后这个军委书记就让你来当，我只任党代表，因为特委和边界政府那边事情很多，有时根本就分不开身，军队在外，在紧要时要当机立断，军委书记不跟军队，怎么行呢？”

陈毅听后，还是谦让了一番，他说：“我才疏学浅，不堪胜任哟！”
这时，朱德说话了：“你作为政治部主任，以前又是武汉军校里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党务工作，很在行呢，怎么不行？就别谦虚了！”
陈毅一听，笑着说：“既然老总都这么说，那我就试试吧，以后遇到难题，还得请教大家呢！”
“这是自然，遇到大问题，大家还是要一起商议的！”王尔琢说。
这时，毛泽东却严肃地说：“我们的军队要接受党的领导，现在是要接受边界特委的领导，但最终还是要接受省委和中央的领导。”
这个话本来是没有错的，但在坐的几位听了后却沉默起来，马上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可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个理。军队不接受党的领导，革命不就失去方向了吗？
沉默了一会儿后，还是毛泽东打破了寂静，把话题转到今天开会的议题上，即敌人如果再来，该如何应战？
毛泽东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有可能采取两省“会剿”，应该趁他们还没有合围，先把赣敌从吉安调出来打。
朱德说：“看来只有这样做。只要打残他们，就无力反扑我们，然后再去对付湘敌，就避免被两面夹击”。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议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最后，毛泽东总结道：“看来我们的总方针只能这样，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但现在需要做的，却恰恰相反，是先要对湘敌采取攻势，让赣敌主动来攻击我们，这样才好收拾局面。”
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说了出来。
为了把杨如轩再调出来打，他们得先去攻打酃县。如果顺利的话，可以从酃县穿过茶陵西北部，再从高陇绕到莲花、永新，从赣敌的后面去攻击。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杨如轩已换成杨池生了，所以在第二十八团主力撤出永新县城后，不到两天，杨池生就带着他的三个团和杨如轩那两个团从吉安来到了永新。
（8）
杨池生虽然在杨如轩面前说了大话，但到了永新后，他却谨慎起来。也就是说，既然是两省“会剿”，他就不能轻易出击，要等西边打起来后，才主动出击，这叫“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赣敌那边换成了杨池生，而且他和杨如轩一样，也是按兵不动。于是就按原定计划，在六月十六日这一天，主动出击酃县。
具体部署是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从睦村进十都，再到沔渡，而二十八团主力则从新城经茅坪西南一处翻山到十都。三十一团第三营则在古城待命，第二十九团在大陇至新城一线防守，并监视新七溪岭动向，三十二团第一营驻守茅坪，以监视老七溪岭，三十二团第二营以茨坪为中心监视南边遂川。
从这个布局来看，毛泽东是撒了一张大网，准备在“引蛇出洞”的同时，也防备“狼虫虎豹”的侵袭。
六月十六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在十都与吴尚的第五十三团一个营遭遇，当时就展开了激战，这个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迎头痛击。但是，他们后面还有两个营源源而来，看来是凶多吉少。
正在危机时刻，王尔琢带着第二十八团主力已经赶到，于是合兵一处，把这个营给消灭了。其他两个营一看这个结果，马上纷纷后退。第二十八团开始追击，一直追到酃县县城。
接下来，王尔琢开始往回撤，准备北上茶陵，直插高陇。但是两天后，却发现吴尚的另一个团从十都来到了洞里。王尔琢马上想到高陇这条路，可能行不通，湘敌也有准备了。再说不能把这个团放进宁冈，于是命令出击，结果在虎爪这个地方，他们歼灭了一个营，随后经瓜寮马上回宁冈。
（9）
鉴于茶陵那边湘敌也有准备，毛泽东只好调整以前的部署。
六月二十日，红四军主力到达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因为，就在这几天部队出击酃县时，赣敌杨池生果真出动了，他开始在龙源口屯兵，准备进攻宁冈。
看来，出击酃县的动静，已收到逾期的效果。
在这个会上，他们决定，以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为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利用宁冈北部的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对付来进攻的赣敌；由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永新最西边的龙田、潞江一带，监视高陇方向；由袁文才、王佐带领三十二团在宁冈南边游击，以监视湘敌从酃县而入。

经过几次交战，毛泽东和朱德已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就是“集中兵力，相机迎敌”。这样，就可避免被各个击破。

所以，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把在遂川提出的十二个字又重申一遍。他说：“敌人是强大的，随便一凑合，就是好几个团，而我们呢，只有四个团，能够作战的，也就四千人，硬仗，消耗战，是不能打的，只能敲它的零碎。因此，我们的作战，一般情况下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但是今天看来，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打的，那就是在敌人疲劳的时候。”

陈毅马上说：“那就叫‘敌疲我打’吧！”

朱德马上点头说：“对，把它补充完整，就是一个对整的十六字，让每一个战士都好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好像有点道理！”王尔琢仔细咀嚼了一遍。

陈毅说；“很好，我们要让每一个战士都把它记在心里！”
“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才对。”朱德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对，当敌人异常强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去鸡蛋碰石头，要按计划撤退到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毛泽东说，“等他们停下来休息时，就找机会骚扰他们，那时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让他们不得安宁。待他们疲劳后，就给它重重一击。”

“当然，这里也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争取小范围的绝对优势，在他只有三个人时，我们是五个人，就可以干！”朱德说。

“这叫集中力量，以大欺小！”陈毅风趣地说。
（10）
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永新西乡的龙田和潞江一带，他要在这里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监视湖南那边的湘敌有可能从高陇方向而来。而红四军主力则由朱德率领移驻新城，准备前往新、老七溪岭迎战。
也就在这一天，杨池生的第九师三个团由永新向新、老七溪岭开进，妄图趁虚来占领宁冈。他把杨如轩那两个团放在永新，而自己则亲率第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向老七溪岭进攻，而以团长李文彬代理前敌总指挥，带领他那个第二十七团从新七溪岭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在新城的红四军军部，对他们透露了赣敌已经从永新县城向新、老七溪岭进攻了，并提出了一个破敌的决策。
接到信后，陈毅马上在新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安排部署。朱德认为，敌人这次所采取的是“分进合击”，想通过新、老七溪岭这两条不同的山路，使红军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分而歼之。所以他决定，再给赣敌一个出人意料，然后再各个突破。
原来这新七溪岭的路全在山脊上，走这里要近一些，而西边的老七溪岭就不同了，路全在山坳里，走起来要远一些。
朱德以为，敌人应该把新七溪岭作为重点，所以在这里他们会放上重兵，但他偏不把重兵放在这里，而是把战斗力弱的第二十九团用来镇守，主力第二十八团则放在老七溪岭。他想通过第二十九团的堵击，来争取时间让第二十八团打通老七溪岭后从背后去打新七溪岭的敌人，这样二十九团就会马上减轻压力，同时还使赣敌两面受敌，这样就容易打破了。

哪知他的对手杨池生也是这么想的，真是师出一门。他把主力放在老七溪岭，而新七溪岭只用一个团去进攻，想牵制红军的主力，然后从老七溪岭进去，在新七溪岭背后去吃掉红军主力。这样，就歪打正着了，主力对主力，针尖对麦芒。
二十三日凌晨，朱德率领第二十九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从新城往新七溪岭奔来，抢占了制高点望月亭。
杨池生第二十七团李文彬部凭借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从龙源口爬山，沿着山脊陡峭的山路，向望月亭压来，夺取了地势险峻的风车口，并架起了数挺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
敌军的火力密不透风，把第二十九团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虽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但伤亡也很惨重。看着望月亭这个制高点很快就要守不住，朱德亲自上阵，提起一挺花机关枪就向敌军猛烈扫射。红军战士看见军长都亲自上阵，于是都拼死抵抗，结果终于守住了望月亭。
在这次战斗中，朱德的帽子也被打飞。说来也怪，拿在他手中的花机关枪原来是有故障的，可在今天，却很争气，一点也没卡壳。这种花机关枪，其实就是后来所说的冲锋枪，它可以连发，是德国造“MP18型”冲锋枪。由于在它的枪筒上有许多圆洞，就像漏筛，可以很快散热，所以打起来威力很大，真有些机关枪的感觉。
这次战斗，在朱德亲自指挥下，先打掉了敌人的机枪，这才保住了阵地。这多亏一个班长，他叫马奕夫。当时，他带着本班向前冲，借着树木、怪石的掩护，很快就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只见他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后，敌人的机枪就哑了，而马奕夫也中弹倒地。
这时，战士们马上跳出战壕，向敌冲锋。但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一批战士马上被打倒。原来那挺机枪并没有被炸着，它不做声是敌人的狡黠，这让已倒下的马奕夫感到愤怒，他忍着痛慢慢爬起来，终于爬到了机枪旁边，然后用上吃奶的劲，一跃而起，用胸膛去堵枪口。
顿时，敌人的机枪不响了，战士们马上又开始冲锋，待消灭了这股敌人后。这才发现，马奕夫已经牺牲。

之后，新七溪岭的红军阵地与赣敌李文彬部形成了对峙。

（11）
王尔琢负责指挥第二十八团去阻击老七溪岭，可是等他们到达时，发现敌人已攻进来，而且占领了有利地形。

原来老七溪岭与新七溪岭恰恰相反，它的路道全在山沟峡谷中，且基本都是羊肠小道。但是今天却被杨池生布置了两个团，准备趁新七溪岭激战正酣时，一鼓作气冲进宁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是每走一段路，就占领一个山头，这样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其用意就是无论你在前面怎么攻击他，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攻不进来，因为它密不透风。

现在，王尔琢看见敌人已经在一个叫百步墩的地方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搞得他们非常被动。

这时，第一营营长林彪慌了，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他不愿意吃这种眼前亏，于是建议不要在这里磨蹭了，部队应该马上撤走，从古城绕莲花，再到永新，从它的屁股后面去包抄。

王尔琢一想，不行。这一绕，就是一百多里地，等到绕到它的后面，黄花菜都凉了。那时敌人已攻进宁冈，而新七溪岭却腹背受敌，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把毛泽东提出的那个“敌疲我打”记在了心上，想通过袭扰使敌疲劳，然后再打。
那么，怎么才能让敌人疲劳呢？第三营营长肖劲建议，可以通过“车轮战法”使敌疲劳，或者说把敌人拖疲劳，然后再击溃它。

王尔琢马上让肖劲组织实施，集中起全营所有的花机关枪，以二十四人为一组分多组轮番攻击。具体分配为，每组三挺花机关枪，九支驳壳枪，七支汉阳造，五杆梭镖。

上午，云南兵占着有利地形，红军即使采用了车轮战法，把他们也没办法，还伤亡了很多人。待到下午，云南兵鸦片烟瘾犯了，有的人就开始流口水，战斗力突然减弱，这时肖劲带领的突击组才终于攻下了百步墩。

当攻下百步墩后，林彪建议，应马上追击，王尔琢却不听他的，没有去追。因为今天战况很不顺利，他怕中埋伏。开始，他以为这些敌人只是曾被他们打败过的杨如轩那两个团，没想到有这么强悍。他这才判断应该是另外的敌人。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只能步步为营。可是这样一来，就给了敌人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马上又构筑起新的制高点进行反击。

（12）

就在王尔琢再准备重新组织突击队进攻时，对面的敌人却自行乱了。只见他们纷纷往后撤，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的诱敌之策还是新七溪岭已经打破了进攻，从后面开始进攻他们了？
在没有得到确切判断之前，王尔琢还是不敢追。但林彪见了又想去追，却依然被王尔琢阻止了。
终于，在王尔琢的耳朵里的确听到了撤退之敌的后面传来大量枪声，这时他才下令追击。

其实，在敌人后面进行冲击的还不是新七溪岭那边的部队，而是袁文才的第三十二团第一营。袁文才虽然不能亲自来作战，但他的第一营在营长徐彦刚带领下，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从武功潭那边的僻静小路斜插到敌后，然后和永新赤卫大队会合，在白口村那个进山的村子里“端”了杨池生的前线指挥部。
这就是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应该埋伏一支奇兵在敌后骚扰，关键时候能收到奇效。

这一下却解决了大问题，致使敌两个团失去了指挥，顿时军心动摇，以为是新七溪岭那边的第二十七团已经失利，所以纷纷撤退。看着这种阵势，王尔琢这才下令，三个营全线追击。
这一下，杨池生的这两个团就全乱了，正应了古书上说的群龙无首，兵败如山倒。他们一路撤，红军一路追。
在追击中，第三营营长肖劲却不幸牺牲，这是很遗憾的事。去年八月，他跟随陈毅从九江到南昌去追赶大部队，到抚州才追上，这之间历尽了艰辛。现在，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井冈山的土地革命。

当追到龙源口时，新七溪岭进攻的第二十七团看见后面乱了，也无心恋战，开始往后撤。在望月亭周围山上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看见这种阵势，知道第二十八团已经得手，马上开始了反击。
萧克的第二十九团第二营第七连也加入了追击，可当他刚越出战壕准备带领战士们冲锋时，脚下却感到有谁好像扯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发现有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在他的脚下，血已经流了出来，顿时就站不稳了。

这时，幸好由宁冈县委组织的担架队已经过来，马上把他抬走了，还直接送到黄洋界那边的小井医院。
两边的红军开始追击，把兵力集中在龙源口，使在这里淤积的杨池生三个团处处挨打，混乱不堪。
他们不知道红军还有哪里会埋伏人马，根本无心应战，只是一味地奔逃。
这就给第二十八团这支善于追击的部队一个好的机会，亲自实践了“敌退我追”的战术。
这一追不要紧，却追到了永新县城。
让赣军总指挥杨池生从白口前线指挥部逃到永新县城，又从永新县城逃回了吉安。
这一仗，杨池生至少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而红四军则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
经过缴枪、捡枪，红军获得了八百多支枪。这样，终于把第二十九团的梭镖、大刀都换成了钢枪。
六月二十六日，永新城内召开了红四军班长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总结了龙源口大捷的经验，研究了红四军马上要做短期分兵的问题。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给大家指明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已经在永新打败了敌人三次，看来这里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用大力气经营这个永新，把它创建成一个革命的中心区域。”
之后，按照红四军军委决定，把第二十八团派到安福县，第二十九团派到莲花、第三十一团去吉安边界，开始了“分兵以发动群众”的革命工作。
具体地说，就是分配土地，建设乡村苏维埃政权，以巩固目前的胜利，然后再向外发展。
龙源口这一仗，也让永新的老百姓终于看见有了红军才有希望，于是就编出了一首歌谣在到处传唱：

五月初五是端阳，七溪岭上摆战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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